杭州为什么难以追赶？

2025-02-26 16:15:37　 作者: 匿名 浏览量：15次

撰 文  | 维舟 

      

  

杭州做对了什么？

在这一波反思潮中，最受震撼的正是那些对标杭州的城市，尤其是南京和深圳。

南京市委书记周红波强调，“杭州六小龙”的出圈绝非偶然，原因在于杭州良好的创新氛围、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旗下“交汇点”客户端2月7日起连发三篇专稿，发出灵魂三问：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为什么南京发展不出“杭州六小龙”？杭州有DeepSeek，南京有什么？

分析的结论是：杭州在移动互联网红利见顶之际，2013年起率先开启“硬核创新”，早有布局，而“六小龙”正是在“芯片设计-算力集群-场景落地”完整产业链的基础上孵化出来的。论高校、科研、人才、科技人口、产业导向，南京都不输杭州，但为什么南京就没能诞生一个新兴产业巨头？因为杭州的营商环境比较能容忍一定的创投失败，对民营力量（尤其小微企业）的成长更为包容，这是南京急需弥补的短板。

相比起来，深圳可不缺民营企业，其数量甚至远超杭州（254万家比90万家），独角兽企业数量之多，位居全球第六，高于杭州，当然更诞生过腾讯、华为、大疆这样的新兴行业领军企业，制造业更是远比杭州强得多，然而，为什么“六小龙”也没出现在深圳？这些年来，杭州未来科技城和深圳实际上处于“人才对流”的状态，年轻人看到哪里有机会就去哪边，然而，他们最终选择杭州，再好不过地说明杭州对他们的吸引力更大。“AI三杰”（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Kimi创始人杨植麟、人工智能科学家何恺明）都是广东人，却没有一个选择立足广东。

和南京反思的方向不同，深圳在对照下来意识到自己的短板是一些老问题：要培育新兴产业链，需要长期主义，但深圳缺乏像浙江大学那样老牌的大学，基础科研、原始创新一向不足。不仅如此，这些年来深圳对初创公司、年轻人才来说，已经成本太高，而无论是产业生态，还是城市文化生活的丰富性，深圳都有所不如。

DeepSeek的创始人梁文锋在浙大毕业后，一度在成都创业干过一段时间，但为什么成都没能留住他？因为成都地方政府虽然也有服务企业的主动性，但成都长于文化创新，但论高端科技产业生态，却不如杭州，这不仅仅是说相关产业的群集，还有高端人才的汇聚、风险融资机制的完善，以及市场对这类创新的宽容度。

而当北方拿杭州来反思自我时，看到的则是杭州的办事效率高，不像北方那边都把心思花在酒桌文化上。当然，较真一点说，深圳在这方面也很高效，但仅此仍不足以孕育出“六小龙”；不过，像这样的段子，本意与其说是为了准确分析对方成功的根源，倒不如说是借此讽刺自己这边存在的弊病。

也就是说，不同地方有意无意之间，其实是将杭州看作一面镜子，照出自身的不足，以此取长补短，至于这样做了是否就能复制杭州的成功，那说实话，又有谁能知道？

不过，在这其中，仍贯穿着一个共同的观点：杭州肯定是“做对了什么”，对其它地方政府来说，关键就是看出那秘诀究竟在哪里，自己加以效仿，就像跟着学霸的步伐，就算不能同样考100分，好歹也能学个八九不离十，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背后，隐含着一种“反省自身问题，再积极奋发有为”的强烈意愿。

问题恰恰就在这里。试问：杭州“六小龙”的崛起，固然从事后来看是成功的，但这是杭州地方政府积极有为的直接结果吗？杭州的确扶持创新了，从资金支持、人才帮扶到孵化科技创新，但这些都不必然催生“六小龙”，原因很简单：那些成功归根结底是不可预知的——就算是梁文锋本人，当初他能想到DeepSeek可以取得这样的成功吗？

即便是阿里巴巴，能有今天也是谁都想不到的。1999年创业之初，这只是一家谁也没注意的小公司，马云本人也不可能料到它在短短二十年间崛起为新巨头，期间马云还曾两度想搬离杭州，杭州也不曾拼命挽留，只是马云去北京、上海看过，又回来了。2008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发问：“上海为什么留不住马云？”但要不是淘宝成功了，那就根本不会有此一问。

阿里巴巴的崛起，对杭州而言完全可说是意外收获。至少在起初那些年，与其说是当地政府看准了这个赛道、早有预见地积极主动扶持，倒不如说是因为“积极无为”：杭州创业成本相对低廉，政府做事也比较亲商，既没有拔苗助长，更没有那种对待民企的衙门作风，至少能克制住自己不做过度干预，而是着重培育好营商环境，让那些“好苗子”可以安心地自由生长。

杭州模式可复制吗？

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一座城市的成功，往往都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杭州当然也不例外），更关键的是，未来哪一个产业能实现创新突破，是事先难以预料的。

回头来看，杭州能成为“数字经济第一城”，与其说是当初多有远见，不如说是顺其自然的结果：杭州过去产业基础薄弱，制造业远不及本省的宁波，再加上离上海太近而难以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干脆放任民营经济自发生长，哪怕是小微企业，杭州也都给钱给地给政策，像当年阿里巴巴在杭州创业，不用担心受到政策歧视，但到北京、上海，那恐怕根本不会把它当回事。

在对小微企业的服务上，杭州是公认的“大市场，小政府”。2021年底，我一位朋友将公司迁出杭州，搬到苏州，但那并非对杭州不满，只是因为苏州相关的产业聚集度更高。在变更注册地的过程中，杭州市场监管部门打电话来询问：为何要迁离杭州？是不是经营遇到什么困难了？需要的 话，可以申请房租补贴。他后来感叹：“我们只是一家几乎不可能对当地的税收和就业有任何贡献的自媒体而已，尚且能得到如此待遇，更何况那些真正有实力的公司了。”

很多城市在引进企业时，偏好那些大企业（最好是“500强”），那不但政绩好看，税收也方便得多，杭州这样看似费力，但事实证明，当这些小微企业大量涌现，自发形成的生态，具有无限蓬勃的生机，因为它不像跨国公司或国企那样，只是碰巧放在某个城市，而是和杭州本地的营商、产业环境和城市社会形成有机的结合，并且能源源不断地催生新的创新机会。2021年，杭州IPO宗数48家，超过深圳（46家）、广州（23家），相当于南京（14家）、宁波（13家）、武汉（7家）、济南（7家）、厦门（7家）5个副省级城市的总和。

现在世人的目光聚焦于“六小龙”，但实际上，且不说“六小龙”只是现在新兴的尖端部分，即便是早已做大做强的阿里系，对杭州经济的整体带动作用，也没有外界想象中的那么大。有赞、蘑菇街这样的电商产业链公司，乃至电商直播产业的兴起，固然是受阿里的带动，但即便把字节跳动在杭州的大量布局包括在内，这仍然只是杭州经济的冰山一角。

图1：杭州市特色产业空间布局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前瞻经济学人App

杭州的经济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生态，并不只有电子商务， IT行业的网易、华三通信、海康威视、大华、宇视、恒生电子、同花顺；医药的通策、泰格、华东、青春宝；传统制造业的万向、传化、吉利、荣盛、福斯特；食品饮料行业的农夫山泉、娃哈哈……都是各自细分领域的龙头。虽然这些似乎看起来没有那么耀眼，但没有人知道下一次突破出现在哪里。

如果把城市经济看作是一个生态系统，那么真正繁盛有活力的生物群落势必是动态演替的：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只要添加一个新物种，整个系统便会产生惊人的连锁反应。由于无人能预料到下一个风口，政府真正应该做的不是“有形之手”积极有为地干预，而应当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未来的风险和机会，因为在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生态中，试图掌控整个系统往某个确定的方向走，都是不现实的，最可取的是尽可能地确保这种开放性，让新物种得以涌现。

由于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崛起，杭州这些年开始被称作“中国硅谷”，但如果看美国硅谷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那是一段前途未卜的航程，因为新生事物都是高风险的，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些初创企业能长成什么样，甚至完全看不懂它的商业模式，地方政府更谈不上有什么积极扶持，决定其成败的关键是初创企业的融资机制，使得那些勇于创新的“怪人”也能在金融系统中获得风险资本。

初创企业的风险很高，大多数可能撑不过三五年就会倒闭，加入其中的那些年轻人才也根本不指望能稳定，他们的行为与那种低风险低回报的商业模式原本就不一样，而是在一个市场上凭借自己的创意杀出一条生路。他们所需要的，除了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上获得融资之外，另外就是法治的保障，能够容许他们自由生长。

从某种意义上说，杭州确实难以追赶，因为真正难的不是它在某个产业领域“做对了什么”，而是它长久以来构筑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可以源源不断地涌现出创新企业。要维持这样一个系统的活力，唯有释放人、解放人，因为民间社会的自组织涌现的就是人的活力。

当然，这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用做了，恰恰相反，对政府来说，知道何时“无为”，可能比过度“有为”更重要。对其它城市来说，重要的不是如何模仿、复制杭州的模式，而是打造自己的“生态系统”，尊重市场，充分释放人才的创造性。